2019年6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新视野、新路径：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对话会。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科研机构与 《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共同主办学术会议，就构建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展开讨论。
在数字化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实践和交流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抓住机遇，顺势而进，加快推动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激励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已具有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复旦大学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作为传播学领域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始终致力引领中国传播研究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扩大中国传播学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利民常务副总编认为，相比于文史哲、政经法，新闻传播学作为新兴学科，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与发展潜力，是《中国社会科学》近年来关注的核心领域之一。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作为新闻传播学唯一一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学科内部有引领性地位。本次对话会议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参会论文代表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期待双方以本次会议为起点，持续推动高质量的成果产出，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播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教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传播学界继续深耕细作，取得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从模仿、跟跑、学习，到可以和国际学界对话的阶段。当前，我们进入了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新时代，具备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经验，将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学术发展、话语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学术环境不断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一定可以有新的格局与气象。
与会学者就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这一核心议题各抒己见。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认为，以往讨论中国传播本土化的研究中，以名求实，不做辨析，似有一个标准的、空洞的、同质的“传播”模式，事先却又不给“传播”下一个界定，因此，所谓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首先要澄清的是“尺度”。从宇宙观进入作为考察传播的基点，比如中国是如何理解人与宇宙的关系，传播在其中处于何种位置，从区分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传播的特征，或许能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通道。
中心副主任孙玮教授基于当前中国奔涌激荡的新媒体浪潮，尝试提出主体性、存在论两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关涉的研究尺度，以进一步发掘媒介的新意涵。主体性尺度围绕媒介与自我的关系，指出拥有智能身体的主体即是媒介；物质性尺度探讨媒介与存在的关系，认为新媒体建构了人类存在的新型时空。两个尺度的综合，集中于探讨新媒介塑造的智能感官如何抵达人类的实在。在此基础上，发掘媒介的内涵——耦合、透显、第三元，以揭示媒介、传播对于人类的根本性意义，进行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创造性工作。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教授强调，比较传播研究的使命是为了揭示传播关系的存在和存在的传播关系，为此，研究者必须充满存在感地观察人类传播实践，才能找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出路；深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予敏教授认为，必须改变以受动为主导的学术形态，从生机蓬勃的中国经验中发掘能动因素，并将受动转化为能动；上海交通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葛岩教授展示计算模拟方法在社交媒体和舆论极化研究的应用，认为新的计算方法可以为解释当前传播实践提供新的路径和方式；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藜教授认为，新闻学的反思与重构，亟须走出印刷现代性的“规训”。可以探索一种与特定媒介范型紧密相联、走向存在与实践，并能与电子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向相接榫的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批评传统的大众传播将传播仅仅视为一种精神交往，忽略了身体这一特殊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表示，如果技术哲学范式让传播研究者意识到如果把传播学当作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知识体系，就可以极大地激活这一原本被看作应用社会科学的学科的理论潜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唐海江教授认为，媒介考古学路径可以挖掘中国历史中独特的媒介资源和媒介文化，重建中国传播实践的丰富图景，也将有助于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建构。
本次会议形成良好的学术反响，2019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五版整版报道了本次对话会的学者发言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