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受教育部教材局委托，复旦大学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七场）在线上举办。来自出版业界及学界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就“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可行性、建设方式与步骤，以及教材出版工作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会议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主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指出，新闻学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科，“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教材建设在内容上应当贯通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业务提升几方面，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服务。在范围上应当包括新闻学、舆论学、出版学、编辑学、传播学、媒体学并与信息学、计算机网络等学科交叉，共同推进。教材建设要摆脱传统新闻学框架及其影响，突出中国性、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尤其要注重全球互联。要创新方式，整体谋划、稳步推进：一要坚持开放原则；二要坚持引入竞争机制；三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结合；四要坚持合作共建，多学科专家合作。建设步骤要统一整体规划，分科实施，稳步推进，编用结合，提升教材的宽度、厚度和适度，打破学术小圈子，聚集新进人才，共同编写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材。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认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事关培养爱党爱国、能够弘扬真善美的新闻出版人才，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体现科学性、规律性和时代性为基本准则，打造一系列能够总结中国上千年出版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理论和实践的高质量教材。他还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在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教材的编写和传播拥有更多新机遇的同时，教材的版权保护却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和巨大挑战。“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需要重视著作权，在加强优秀教材保护的同时，鼓励编写好教材、传播好教材。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在发言中，主要围绕出版学专业教育及教材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出版学教育应该是一种研究生教育；学校专业教育的定位应该以理论和学术为主，以实践和现场学习为辅；在出版学专业教育中，应设置原著阅读课程，阅读文本侧重理论性、学术性，培养学生的分析、思考、批判能力。就拟规划建设教材而言，郝振省会长重点提出《出版文化学》《主题出版概论》《新闻素养概论》（或《文化自信与新闻素养》）三种教材，并对教材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做了具体说明。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从新闻出版从业者的角度，谈了对教材工作的意见。他认为，教材在教书育人中具有压舱石作用。教材建设必须明确指导思想，久久为功。“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要注重“新时代”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教材编写中，要有问题导向。必须着力解决如何将马新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教材，如何增强教材内容的吸引力和引导力，如何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何增强国际传播力等问题。同时，注重教材建设的规律性、传承性、时代性、实践性、特色性、“中国性”以及世界眼光。他建议，要对新闻学教材出版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定期开展教材评优工作；注重数据库建设，包括教材库、案例库等，使教材更生动、更管用、更实用。
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强就编辑出版学的教材建设，谈了六点具体意见。一是，要加强编辑出版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建设，以此促进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建设。二是，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高质量人才，要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出发，包括从行业对人才的需要出发、从人才成长的需要出发、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出发，以及从学生的学习效果出发解决人才培养和现实脱节的问题。三是，教材建设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要有学理的论述，也要有生动的案例。四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教材体系，要立足于中国编辑出版的实际，继承古代编辑出版实践的优良传统。五是，编辑出版学的教材建设要与时俱进，一要体现时代特色；二要研究数字编辑、数字出版的实践；三要在编制教材之时，运用数字化手段。六是，出版社要为教材建设提供实际支持。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王卫权首先强调了“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基础性，认为打造高质量的“中国新闻学”教材是回应“负重快行的新闻传播教育将何以致远”这一学科难题的物质载体，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关键抓手。“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遵循，特别是全面贯彻当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需要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突出文化导向，形成中国理论。“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较封闭的体系，而是要从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学科融合层面入手，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舆论引导能力、文化塑造能力的层面来开展，以满足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王关义认为，教材建设是规范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抓手，既要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形成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又要适应时代需要，体现学科建设要求。同时，“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要以打造教师愿教、学生乐学的精品教材为目标，加大政府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力度，发挥好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作用，组建高水平教材编写团队，构建教材编研、出版、培训、数字配套资源建设等一体化的新发展格局。此外，王关义教授还给出了“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拟推荐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指出，中国出版学教材建设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应对当前各出版学相关学院自编自用教材中存在的的问题，有助于推进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及出版产业发展。就教材建设的可行性而言，他认为，经多年发展，出版学科已积累一定学理基础和专业基础，且已形成政、教、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局面，可基于丰富的中国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教材。同时，多年来已有近百所院校从自身优势特色出发，编写了大量出版学教材，其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就教材建设的方式、步骤和具体工作，周蔚华教授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马工程”教材建设及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等相关经验指出，中国出版学教材建设应突出统一性、导向性、实践性、科学性、统筹性、时代性，并就具体实施步骤提出了建议。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卿教授认为教材建设十分重要，教材出问题，教学、人才培养就会出问题。当下教材建设已经被提升到国家事权的高度，在教材建设人员的规划、教材编写、教材审查、教材出版、教材选用这些环节都要做好。当前教材建设所出的问题也分散体现在这五个环节之中，包括教材规划不到位、教材编写主体分散、缺乏教材审查标准、缺乏完善的教材出版环节以及各校选用教材的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中国新闻学”教材编写过程中加以解决。如果做不好这些工作，将教材建设提升到国家事权高度就是空话，人才培养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强调，“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学科建设。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和建设世界一流高校需要高水平教材作支撑，因此“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意义重大。目前，出版专业的教材建设任务艰巨，体现在学科建设压力大和现有教材出版力量比较分散两方面。因此，“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实现理论、实践、历史三者的融合；二要实现定论性知识和探索性知识的有机融合，从而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三要区分好读者对象，基于中国国情做好本科和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区分和结合；四要注意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的结合，在纸质教材基础上打造数字教材，做开放性课堂。
中国传媒大学吴炜华教授基于自身教学经验，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教材存在的困境主要在于，技术迅速迭代使教材编写陷入了迷惘状态。出版学教材建设首先要有学科图谱与建设框架。主要包括四点：一、历史图谱的教材重建；二、当代图谱的教材重构；三、理论图谱的教材创新；四、科技图谱的教材开拓。教材建设必须：一、应时代之需、现实之需，整合全国资源，打通教材建设的壁垒，规划系列专业教材。二、应学科之需，更为立体、多元地构建教材建设框架与知识行动图谱，高屋建瓴地做统编规划。三、应专业之需，要更为前沿、开放、探索性地打造面向未来的出版学。
魏玉山院长在发言中强调，出版“中国新闻学”教材恰逢其时。“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应把握以下几种关系：一是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中国新闻学规律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新闻学与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之间的关系；四是处理好教材体系建设与核心教材的关系；五是处理好对内新闻传播与对外新闻传播的关系；六是补齐新闻名词规范和新闻法规建设的短板。
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米博华教授在研讨会结束时对各位专家拨冗参加“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线上会议表示了由衷感谢。他指出，此次座谈会非常有价值、信息量高度密集。长期以来，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不受重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诸位专家的讨论对于该学科的发展非常有意义。学科建设更需要通过教材建设的方式来进行大力宣传和推进。教材基地将充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做好“中国新闻学”教材建设工作。
